秦汉时期的地方行政运行于特定的政治空间结构之中，大量面世的秦汉简牍有助于揭示其整体面貌。宏观层面，从战国秦到天下秦时期，疆域范围由不断东进到南北扩张，结构从中县道小圈层逐渐演变为全国性的五大圈层，组织形态从封君郡县并存到海内为郡县，统县政区由37个增加到49个。平行与垂直管理系统交叠，多元组织单元互补造就了帝制早期地方行政的条块结构。中观层面，郡县之“都”是秦汉地方行政运行落地的核心场域。县城内部空间经过规划，以各种形式的墙垣、门、道路进行分割和连接。城墙之内为生活区和行政区，包括官府办公的“寺”，黔首聚居的“里”和交易场所“市”。都与邑、乡与聚不仅存在地理上的空间分野，也保持着行政上的联结和互动；离邑和城墙之外的散村聚落受到中心城市和城内的制约，无法脱离地方行政独立运行。微观层面，县乡之“廷”是帝国末端行政的中枢机构。县廷衙署遗址内分布着办公场所等建筑景观群和水系、道路；结构上廷内分曹，与廷外的官相连接。道路交通网络是秦汉地方行政运行的渠道，体现并促进了帝国权力在地方的纵深；国家权力的主导构筑了一个不断变动的多版块、多类型、多层次的地方行政运行空间复合体。